“剧透预警——我活下来了。”去年五月，戈登说，向我竖起拇指并露出一个傻傻的微笑。在昏迷的第八天，她被诊断为成年型斯蒂尔疾病，一种罕见的炎症综合征。不过一旦被确诊，经过治疗，病情还是可控的。“我必须有适量的睡眠和锻炼。偶尔还会出现一些症状，那不得不卧床休息几天。”她告诉我：“但再没有什么 I.C.U，真他妈太好了。现在只有在拍电影时，我才不得不去医院。”

　　作为《大病》的联合编剧，去年春天，戈登每天都在纽约的片场拍摄。她和南贾尼现在在洛杉矶有一套房子，但在拍摄期间，他们住在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一间 Airbnb。我第一次见到戈登的时候，她正坐在一把帆布导演椅上，守在视频监视器前，脖子上挂着一副耳机。旁边分别是制片人门德尔和导演修华特。

　　我们在威廉斯堡的一个艺术空间里。经过装饰的空间看起来就像小说里库梅尔在芝加哥的单身公寓：一台 Xbox、一个充气床垫、一个家庭装的麦片盒子。拍摄期间，扮演电影中的艾米丽的佐伊·卡赞就坐在真正的艾米丽旁边，聊各自正在看的书。那一刻，卡赞转身过来对我说：“你知道那种一年级生有这么个酷酷的三年级表姐，而且认为她棒极了的事儿？那差不多就是我对她的感觉。”

　　卡赞在空中晃着脚，眯起眼睛看着服装设计师已经挑好的一双灰色芭蕾平底鞋。“你真的会穿这鞋么？”她问戈登。戈登没有说话，做手势指指自己的脚：一双灰色的芭蕾平底鞋。

　　“很好。”卡赞说。

　　当工作人员准备就绪，修华特让大家安静，坐在监视器前戴上耳机。卡赞走进隔壁房间，她和南贾尼开始拍摄下一个场景：这对夫妻的第一次争吵。在电影中的这一刻，他们的关系进展不错，但库梅尔一直在回避一些传统的承诺桥段，比如把艾米丽介绍给他的父母。

　　电影中，艾米丽在库梅尔的房间翻找，找到了一个全是照片的雪茄盒——都是南贾尼的母亲试图介绍给他的巴基斯坦单身女性。艾米丽开始发问，比如“你能想象我们最终在一起的世界么？”这幕场景的高潮在于库梅尔的反应不足。

　　戈登告诉我：“找到一个真的装着照片的盒子，这是通过电影许可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布景明显来源于现实。这场冲突与我们在现实中的冲突方式非常相似，相似到某种程度上让我有点看不下去。他回应冲突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反应去睡觉。当然这让我非常愤怒。”

　　（南贾尼和艾米丽）

　　当我摘下耳机的时候，能听到卡赞的声音从墙那边传过来，而在大多数场景里，都听不清南贾尼的声音；在监视屏里，卡赞边踱步边挥舞着手说话，而南贾尼则疲惫地靠着门柱，眼睛好似一潭幽深的湖水。南贾尼在《硅谷》和其他一些剧里的喜剧表演，展示了荧幕上所需的吸引力和真实感；而在《大病》这部电影里，充满着长时间的间歇和间断插入的轻松场景，他表现出了对紧张场景的把控力。

　　争吵的片段他们拍摄了好几遍，并对剧本里的对话做了即兴改变。每次开拍前，修华特都会敦促南贾尼把握好坦率与残忍的界线，把话说得更直接。在一个场景快结束的时候，南贾尼以接近耳语的声音说：“艾米丽，我们交往不过5个月，我觉得你反应过度了。”

　　“刻薄点！”孟德尔在监视屏边上说到。

　　“去你的，库梅尔！”戈登说，“我是指电影里的库梅尔。”

　　因为拍摄在快中午时开始快深夜时结束，他们的午餐时间在下午5点。南贾尼、戈登和卡赞决定走去附近的亚洲素食餐厅吃午餐。在路上，他们看到一辆拖车，是道具部门在准备接下来的晚餐场景。他们从皇后区的一间巴基斯坦烤肉店订购了些食物，正在确定哪些食物在镜头下最好看。南贾尼尝了些印度香米和 haleem，一种浓稠的小麦炖肉。“这些玩意儿是真的，”库梅尔说，“或许你们可以再弄些 barfi来，那是一种有牛奶和糖的甜点。”

　　“Barfi是吗？”一名制片设计问到，一边记下这个名字。

　　“Barf”，后面还有个“i”。库梅尔补充到。

　　他们继续走向素食餐厅。卡赞说：“道具部门的人很擅长这些，摆在我公寓里的书也很合适。”

　　南贾尼点头说道：“在有我的一些场景里，总会有猴子、大象、佛像和阿拉伯语字母——这些都是出现棕色人种时可能伴随出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