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上，我们需要找出PM2.5的来源，而且对来源的划分得越细越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北京的机动车总体上贡献了20-30%的PM2.5，这里面有相当大额比例来自于二次反应生成的二次颗粒物。

　　当然，现有的源解析技术还非常有限，有时需要结合源清单进行估算，这会带来一定误差。但对于治理思路而言，现有结论已经具备了比较确定的方向性指导。

　　但需要强调的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始于科学判断，但不应止于科学判断。

　　你不能说，既然科学都已经认定机动车有20-30%的贡献了，j2直播，那我们来个一刀切，削一半，不就少掉10-15%的PM2.5了吗？！

　　这虽然也会有用，但这样的措施，无疑是粗暴的；而这样的政策设计，至少是懒惰的。

　　成本：

　　当然，精细化的政策设计，会带来成本上升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按不同排放标准来限行，前期肯定要做大量的统计排查、成本与收益核算、具体条款设计等。还会涉及到如何监管的问题：单双号限行当然查起来相对容易，而如果按排量分类的话，稽查成本会大大提升。

　　难度确实增加了，成本确实上升了，但是否意味着这些代价毫无意义？

　　以前我曾介绍过国外其它城市的分类办法。

　　比如伦敦，设立了“低排放区域”，只有达到一定排放标准的车辆才能免费进入，超标车进入的话要额外收费。

　　再比如德国，一些城市，根据汽车排放情况分类，贴上不同颜色的环保贴，不同颜色的车可以进入不同区域，如果高排放的车进入低排放区域，将被处以40欧的罚款。

　　这些按排量分类限制的方法，一方面更符合大众“谁污染、谁受限”的认知；

　　另一方面还有个好处，就是间接敦促车主更换为低排放的车，安装更高效的过滤设备，总体上降低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

　　而一刀切的限行方法，就没有这个激励作用。反正你是按尾号限，我大可不必去在乎排放了多少污染，尤其对于很多拥有两辆车的家庭来说，换着开就行了。

　　公众接受度：

　　另外，对于公共政策而言，还要考虑公众接受度，毕竟你的政策要向公众推行，不应设计太让人反感的方案。

　　比如，在北京PM2.5的来源里，还有13%的餐饮，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式煎炸炒的烹饪方式，实在是太能释放PM2.5了。虽然每家每户只排放一点出来，但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体量，累加起来居然也高达13%，排到第四位了。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为了降低这13%的PM2.5，我们要求大家都改吃蒸煮凉拌，放弃煎炸炒吧。再说本来也不健康，艾玛一举两得啊！

　　显然是不能。

　　你的政策除了要考虑科学问题，还要考虑公众接受度。北京居民虽然对雾霾深恶痛绝，但真没到为了降低13%的PM2.5而放弃中华美食的地步。

　　当然，这是一个明显能感觉到其荒谬的极端假设。但同样的道理，在其它限排政策上也一样。

　　燃煤版的“一刀切”

　　现在某些治霾措施的简单粗暴，不仅表现在 机动车的 “一刀切”限行上。

　　前段时间有人私信我，说西安某大学对重污染的应急预案，说是为了做好减排工作，在特定时段和某些区域，实行低温供暖。该校学生跟我说，暖气在白天几乎没温度，晚上温热。

　　移除

　　这可以说是燃煤版的“一刀切”。

　　燃煤在冬季采暖期确实是个污染大项，对西安PM2.5的贡献应该在30%以上，但这也应该细分：在我国，散煤只占煤炭消费的10%不到，却贡献了燃煤中50%的大气污染。

　　想要降低燃煤排放，到底是应该尽可能采用优质燃煤，还是把供暖这样的基础生活保障直接削掉？

　　餐饮版的“拉大旗”

　　还有河北某县，在重霾期间，要求早点摊和饭店停业。

　　在整个河北的PM2.5来源中，餐饮只占8%，这其中一个县的早点摊和饭店能占多大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