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发现想得再好，模式再美妙，但没有心力把它做出来，这是我最焦虑的地方，我们做了这么多案例，我们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却解决不了自己的生计，我说一定是哪出问题了。

就是在这样的苦恼和困顿中再去看阳明心学，我就觉得我们原来对企业成功的理解有问题，我们原来理解企业成功是因为战略、模式、流程、IT，把这些因素搞定就能成功了，后来我发现我们忘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就是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初心给企业一个灵魂。我过去读EMBA，把企业当做一个建筑物，可以去架构，可以去设计，但企业不是这样的，企业是一个生命，企业是一棵树，它是用企业家的心血浇灌出来的，由此我对企业成功有了新的理解。

我发现阳明心学，包括整个儒家的学问都是帮助我们提升自己，让我们的心能够变得更大，把小我变成天地之间的大我，回过头再看我们做的事，我觉得我们没有把企业成败的因果说清楚，我们总被外界变化牵着走，但把最本质的东西忘了。如果我们没有做出真正的好内容，做出再多管道，也是没有影响力的，真正重要的是扎下心来做有穿透力的内容，我们现在的内容60分都不到，今天社会需要90分的内容，j2直播，如果我们能够做到90分的内容，天下渠道都是我们的。

从此我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非常喜悦，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告诉我们的编辑，我们很资深，但还不够好，我说我们要影响1000万企业家，那些企业家跟我们一样好苦，他们天天在想怎么转型，钱从哪来，但没思考过他做企业的意义到底在哪。

然后我就要变，我们要放下身段，去适应、学习、感受企业家的痛。我发现我们可以把企业精髓挖出来，做成短视频，原来的文章放到我们自己微信上就2000阅读量，现在一个4分钟的短视频，可以有20万的传播。当想法改变后，我们眼里的世界就会改变，做法就会改变，今天大家都说外面的生意难做，那是我们内心的投射，而另一方面，今天太多企业正在大发展，所以今天每一个行业都在改变，都有巨大的机会，就看我们有没有一颗改变的心。

　　“我差点辜负了上天的厚爱”

　　文东茅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41岁时当上北大教育学院院长，是北大最年轻的院长，我的生活也非常美满，我特别知足，但就是知足两个字差点让我辜负了上天的厚爱。

在我不到48岁时，我卸下行政工作，开始计划人生下半场，每年做一两个课题，教几门课，带几个研究生，写几篇文章，然后用大量时间去旅游、摄影、练书法，我也享受了这样一段时光。但即使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的心也有某种不安。我儿子的一句话常在我耳边回响，他说老爸您还年轻啊！我扪心自问，社会对你那么厚爱，你48岁就准备养老了，你不感到羞愧吗？

偶然机会我接触了阳明教育研究院，接触了阳明心学，当我打开《致良知》这本书，我真的有种久病求医、久渴求水的感觉，我一天就把立平老师给我布置的十几篇文章全部看完，那些话就印入我的脑海：“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这不就是我一直苦苦追求的教育道理和人生智慧吗？于是我陆续组织家人、学生和已经创业的同学，一起学习致良知，并萌发了要在北大开一门致良知研修课的想法。

在我学习致良知的第10天，我接触到了梁启超先生的文章，梁启超先生深谙阳明先生的思想，他说人生最苦莫过于责任未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责任完了，人生担小责得小幸福，担大责得大幸福，终生担责，终生幸福。那一刻我才知道担责就是幸福，我应该担更大的责任，追求更大的幸福，告别那个小确幸。

我在想，作为一个老师，这么多年来我尽责了吗？我并没有做好一个当仁师的责任，我从来就没有传过道，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去传道，我觉得我不能停留在书袋里面去写几篇文章，应该是切切实实的做一点教育改革，于是我想到要推行良知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