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讯 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十八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6年12月10日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局 中国策略”，将聚焦变化中的全球化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出席并演讲。

厉以宁在演讲现场

　　厉以宁对原有的红利进行了阐述，他说：原有的红利可能是人口红利，也可能是资源红利。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前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涌现出来。但是，经常也看到人们在这个阶段是不珍视这些资源，不珍惜这些红利，所以过分利用，以为这些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导致红利枯竭，原有的红利枯竭之后，经济陷入停止，想出新红利很困难。

　　厉以宁先生表示，中国正在悄然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改革红利不断涌现。一方面，广大农村正在掀起学习知识，学习技术的创新创业的浪潮。第二个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在不少地方展开了。无论是农民还是刚才讲的青年人的提高，都是中国的希望，这就是新红利的产生。

　　以下为演讲实录

　　厉以宁：我要讲的题目是寻找红利的新源泉。

　　第一个，原有的红利是怎么消失的。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红利的源泉做一个探讨。

　　原有的红利可能是人口红利，也可能是资源红利。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前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涌现出来。但是，经常也看到人们在这个阶段是不珍视这些资源，不珍惜这些红利，所以过分利用，以为这些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导致红利枯竭，原有的红利枯竭之后，经济陷入停止，想出新红利很困难。资源要升级谈何容易，新的资源如石油、矿产，不仅需要勘测，而且需要大量投资，需要交通运输设施，需要一定的熟练工人。这些也不是本国力量能够承担的。于是原有的红利丧失以后，资源的新发展只能依靠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人才，这也值得发展中国家参考。

　　第二个问题，改革红利是怎么实现的。

　　改革红利又称之为制度红利，体制红利是通过改革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是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无一例外都经过了改革的阶段，只有经历了改革才能获得改革红利。换句话说，改革红利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不改变传统的体制就不会有适合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新体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例外。中国同样如此。资本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管理不到位，改革的红利无法涌现出来。

　　以资本为例。资本不足，再聪明的创业者也无能为力，在不少场合，不怕融不到资，而是怕融到的资不知道怎么用，怎么用好。有眼光、有作为、有远见的创业者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会不会用好手头的资金。改革红利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调动每一个投资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产权保护便成为关键。没有产权保护就谈不到发展。公有产权要保护，非公有产权同样要保护。无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无论是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还是其他无形的权利都应当一视同仁，受到法律保护。法律是公正的，这样社会上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会安下心来，社会的活力和动力就充沛了。

　　第三个问题，改革红利是普遍的红利，无处不在，无处不发生作用。

　　体制改革没有终点，并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决所有管理问题，体制问题，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体制越是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经济就越能取得新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不断的完善体制的改革的连续。

　　第一个例子，1979年中国刚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这就调动了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农村随之而办起的乡镇企业，几年之后粮票、油票、肉票都取消了，乡镇企业开辟了市场，打破了计划经济大一统得天下，农村出现了下天下。中国的改革有一个特点，真正会争论，但是回头看走过几年跨了一大步，又争论、又争论又跨了一大步。同时在改革中前进。

　　第二个例子，改革并没有因为农村承包制而停止。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开发表以后，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市场化和股份制试点的高潮。国有企业纷纷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民间投资创办了不少大中型的民营企业。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村也发生了变化，农村开始向外输送劳动力，原来只有少数人，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甚至偏远地方输送劳动力多，这就引起了中国的继续变化。中国当时老是担心：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农业怎么办，atv直播，我们的工业怎么办。争论归争论，害怕归害怕，但是真正加入了，又走了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