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此篇长文，缘起“拒收红包协议”。

　　卫计委文件要求入院时医患双方签“不送不收红包”的协议，引发争议。

　　有愤怒的：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红包，简直是人格侮辱！

　　有委屈的：从来不收红包，签和不签一个样！

　　有抱怨的：红包是两厢情愿，总比回扣要强！

　　有暗喜的：有签字协议为证，收红包更安全了！

　　有欣喜的：这下看病不用送红包了！

　　有淡定的：与其医生为了几百块钱的回扣而用上几千元的药品，还不如送红包直接给医生。

　　众说纷纭，一时令人困惑。

　　虽然我现在自由执业与红包无缘，病人也不用担心排不上队，更不用担心医生不够用心，但我过去在体制内有20年的工作经历也难免和红包打交道。

　　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送红包

　　20多年前，父亲因尿毒症在县人民医院住院血透。

　　一天，父亲肺部出现并发症需要吸氧。不幸的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病房里没有吸氧装置，也没有备用氧气瓶。护士说氧气瓶要家属自己去底楼搬，或者让看守员一起搬，atv，但要送一个小红包。

　　就这样，当时还是医学生的我，送出了人生第一个红包：为了父亲能够吸上那救命的氧气。

　　没过多久，父亲的病情急转而下。主管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扩散、呼吸衰竭，建议放弃治疗。面对奄奄一息的父亲，家人悲痛之余，悄悄地买好了墓地。

　　我作为学医的儿子，不愿意放弃最后一丝机会，执意要转送父亲去省城的浙二医院。

　　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从县城到省城杭州，大约要12小时的车程，而且都是盘山公路。救护车没有空，私家车也没有。父亲当时非常虚弱，无法坐位太久。母亲只得就求助于单位的领导，派一辆面包车。

　　领导就住在我家隔壁，是邻居。他答应第二天派车送父亲去杭州。

　　约好的时间，父亲的病床被家人推到医院门口，等车去杭州。那时，我还在领导家的大厅里，焦急地站着。旁边就是一张桌子，领导和司机在打牌。

　　许久，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领导能不能早点发车，因为父亲已经在医院门口受冻多时了。领导很不耐烦，说能不能让他打完这一局。我气愤的同时，感到无助和自责。母亲把我叫了回家。

　　我又折回，送上了人生第二个红包：父亲终于坐上去杭州的汽车。

　　后来，在浙二医院的血透室，医生重新诊断父亲为重症肺炎。使用抗生素一周后，父亲奇迹般地恢复。是浙二医院，给了父亲第二次生命。

　　出于感激，我送去人生第三个红包，却被主管医生和护士婉拒了：“都是学医的，不用客气！”耐人寻味的是，送出去的红包都与医生无关。

　　后来自己参加工作，才开始以医生的身份了解红包。

　　二、收红包

　　上面谈到，为了父亲的生命，我人生第一次送出红包。

　　进入临床，我开始以医生的身份接触红包。

　　91年在上海某附属医院普外轮转。一次中午在小店吃饭时，遇到两位温州兄弟。

　　温州人老乡观念较强，听到乡音，很快就聊了起来。原来他们的父亲患肿瘤需要手术，在附近旅馆等病床，一等就是两个多月。兄弟俩每天在医院附近转悠找关系，但人生地疏，一直没有进展。

　　兄弟俩高兴地告诉我，他们找到医院后勤做木工的一位温州老乡，送了红包，终于接到住院通知。

　　后来我了解到，每天都有大量的温州老乡涌入上海看病，为了节省在上海的住院和手术等待时间，送红包成了最有效、最经济的做法。

　　只要行业垄断存在，资源就会稀缺，红包一定会伴随。 红包并非医疗独有。

　　从住院手术送红包，到排队做CT，甚至取报告，都用红包开路。温州人用做生意的路子，在国营企业搞到垄断物资的同时，也为自己在国营医院开辟了医疗VIP特需通道。

　　当然，手法也越来越隐蔽，直接把钱往病历本里一夹，请医生分析下病历，大家心知肚明。遇到拒收的，马上换专家。

　　作为在上海的临床研究生，我自然也为大量的温州老乡解决了就医难的问题。我散落在各个大医院的同学们，自然也功不可没：通过他们，找到他们的导师。他们也获得经济上的补偿。

　　在医疗稀缺，住院排队漫长的年代，红包的价值也非常朴素：节省时间和费用，找到好医生。

　　当时的红包，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讲，是最受益的。但更多的病人，因此而失去公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