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又创业了，就在上个月，由他主导的“碎乐”音乐平台正式上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音乐界的“自媒体平台”，不过具体产品形态待会再讲，因为我觉得，相较产品本身的布局和商业模式，这位摇滚巨星对这次创业缘起的陈述，或许是个更值得聆听的故事。

我是在不久前汪峰在腾讯的一个演讲中听到他再次创业的消息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依然穿着标志性的皮裤…但他的演讲主题和歌词中常出现的诸如“理想”和“信仰”等正能量大词没什么关系，而是一个赤裸的关于“音乐和钱”的现实问题：“不能饿死音乐。”

汪峰用自嘲缓解观众对这一主题的不适，“当鲍勃·迪伦已经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作为一个摇滚音乐人，为什么这么俗，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谈钱？”答案并没有在风中飘荡，而是掷地有声的砸在地上：因为“穷”。

作为贫穷的经历者，18岁写歌到28岁十年间，生活给予汪峰一个多么痛的领悟是，“原来音乐作品是不赚钱的”，名气的提升与唱片收入并不对等，唯有靠商演赚钱，他打趣道：“这就相当于大家每天出去上班是不拿工资的，下班之后你开着车回家顺道拉两个人，赚点生活费。”

嗯，在中国，由于版权等问题的不健全，更多创作者的生活并不光鲜，无法将作品直接兑换成收益，也让很多年轻人放弃音乐。“2013年的时候我的演出已经是2009年和2010年几十倍的价钱，很多人问我你肯定很开心吧，我说我就是很开心，因为我很自豪写出了很多人喜爱的歌曲，但我同时也觉得特别羞愧，因为我不希望在这个领域只有我一个人拿到这个报酬，我知道有很多人很有才华。”

我觉得作为音乐市场金字塔顶端的歌手，汪峰说这话的时候是真诚的——坦率地讲，也许比他当导师的时候更要真诚。

于是，他将情怀落地的方式，押在了刚刚上线的“碎乐”上。那么在“内容创业”的大环境中，这一音乐领域的“内容平台”能否成为改变行业窘境的一味良药？

无解的贫穷？

其实在中国，音乐与贫穷是一个循环播放的话题。我印象很深，几年前高晓松就曾感叹道，理论上音乐是一个远超电影的产业，但最前端的内容贡献者却称得上是弱势群体。几年过去，情况似乎并未好转太多，最近许巍在鲁豫的节目中讲了一个细节：许巍一直坚持带自己的乐手参加商演，“录一首歌没多少钱，如果歌手唱完专辑拿着伴奏带到处走穴演出，挣很多钱，乐手就没事了。都这样这个行业的音乐家就别干了，很多年轻孩子再拿起琴的时候会觉得做乐手很辛苦，连生存都困难——确实，现在北京就是这样。”

在演讲中，汪峰也谈及了当年辞去公职组建“鲍家街43号”，atv，必须面对房租和饮食等窘境的过往。而到了现在，我了解到的情况是，大多数凭手艺吃饭的音乐人还到不了“没有信用卡和24小时热水的家”那么不堪，但也绝谈不上多么“体面”。

这并不完全是物竞天择的“市场原因”，更非理所当然。如你所知，有点老生常谈，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版权制度的不完善，汪峰就用加拿大歌手艾拉妮丝·莫莉塞特和自己的版权收入做了对比：三到四年时间，艾拉妮丝·莫莉塞特的专辑《愤怒的小药丸》在全世界通过实体和流媒体大概卖了3500万张，得到版税大概一亿美金；而《怒放的生命》专辑下载超过五千万次——再加上《北京北京》《春天里》《飞的更高》《存在》这样的爆款歌曲，下载量可能有两亿次左右，但汪峰从业至今全部版税收入一共只有60多万人民币，“那一刻给我的震撼无法形容。”更可悲的是，如果汪峰拿了60万，那么更多人，你可以想象，也许连600也拿不到。

当然，除了版税，对于大多数长尾音乐创作者，写出的优秀作品没有办法抵达到用户，也是困扰中国音乐产业的原因之一，高晓松就曾表示：“我入行二十多年最烦的一件事就是，明明粉丝是最强的驱动力，但却被屏蔽在行业之外。”而即便有幸将作品变现，从传统音乐产业链中分得的利益也非常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