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种情景里，大脑的生物组织都不可能幸存。你只能选择在大脑实验中要多快、多久以及采用哪一种技术达到大脑被完全替换的最终结果。两种不同的做法实质属于同一范畴。所以，我们只能给出它们的结果是相同的这一结论，因为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心智上传的各种类型判断，比如这个大脑替换后的人能否仍然代表此人，而且能保持原有身份认同。我认为是可以的。”

　　当然，这些都只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猜想，答案原本可以简单得如同我们必将死亡一样。无论是缓慢死亡还是快速死亡，都是死亡。创造一个“你”取代你的位置，而这个“你”就是颠扑不破的你。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可以对此予以鉴别，这或许就是Wiley认为它们等价的原因。

　　Wiley赞同身份认同的心理学原理，该原理认为身份认同与任何物理结构无关。身份认同的本质在于记忆和性格，而不是大脑这个器官本身。在这层意义上，无论何种后续版本的“你”被创造出来——即使原版的你依然存活——这些“你”都会以同样的智识来实现自我认知。

　　如果我们同意Wiley、Koene以及大部分心智上传团队的观点——有一天，我们或许能无限存活于虚拟生命中——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关乎人类存在的本质性问题：这样的研究成果会怎样改变人类对其本身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作为人类又意味着什么？

　　Ernest Becker在他的普利策奖作品《拒绝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中就强调了这样的观点，对于必死的认知绝对是人类经验的核心。它是指引我们生存的必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试图摆脱必死命运的挣扎。我们有意识地投身于所谓的“不朽计划”——太棒了，又一个英雄般的作品诞生了，它让我们相信自己可以逃脱肉身消灭的现实，并由此得到某种永恒的存在。但是，假如我们无需对死亡感到恐惧，我们又为何会为这样的杰作劳心费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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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的后果

　　同样的问题一直叩问着精神病医生John Wynn。作为治疗肿瘤病的专家和医生的保健专家，John Wynn每天都要面对死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有一系列后果，”Wynn对我说：“忽略快速增长的全球人口和不堪重负的地球——这一细思恐极的现状——越来越老的人类带着一成不变的思想和僵化观念奔向永生，就好像强行让半挂车拖着赛车奔跑一样不堪设想。”

　　“新生代拥有独特的想法，而人类的骄傲就蕴含其中，因为每一代都必须克服上一代的固步自封才能生成新的智识和技术。如果你曾经在学术界工作，那么你就会明白这一点，每一个科研部门都会有意识地控制智囊团里的年长者数量。所以，人的死亡和新旧交替才是至关重要的。假如没有这样的自我更新，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进化的脚步将会被延缓。”

　　即使站在个人的角度，Wynn也不认为活得更久就会有更多的贡献。连续性拖延症患者和懒汉很有可能会同样地消磨时间——在游戏机和沙发里虚度的时间会同比例增长，浪费的时间从原先的几年变成几个世纪而已。而与此同时，工作狂会同样地勤奋工作——甚至可以复制自己，从而形成某种强大的学术集成体。而这也可能意味着，没有了最后期限作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头顶，他们对工作可能不再怀有狂热的激情。没压力，没有紧迫性，最终可能还是一样没有进步。

　　Wynn说：“假如物种不需要繁殖就可以延续，繁殖还会有其重要性吗？生命是有关积累的全部。财富也好，权力也好，友谊也好，无论人们积累了什么——哪怕是保龄球、非洲服装——而这一切都必须依赖于资源。我们只能把这个思维实验做到目前的地步，我们假设无限的生命、无限的资源、无限的生存空间。但是，人类仍将在某处面临最终审判。”

　　事实上，无论是Wynn还是Koene 都不热衷于谈论永远这个话题。无限是一个很棘手的概念，因为我们不能肯定是否会出现什么情况从而改变一切。同样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的大脑，这一遵循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物，或许永远无需认为它们会被永远保留，或设法将其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