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人实际上都是公司这架机器上的部件，维持这个高度精密复杂的机器正常运作时，然而诡谲的是，在当代的中国互联网社会里，公司这个组织、这台机器似乎越发演变成一个高度抽象和概念化的存在，无论是立功者还是立言者，每个人沉浸在里面太久的话，仿佛都会心甘情愿地成为这个抽象物的内在一部分。商业和公司运营成了高度线性化和复杂化的流程，每个人都按照公司内部的制度兢兢业业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按部就班地完成分配给自己的 KPI，然后将剩下的工作交接给下一流程的人。

　　最终就只剩下这个公司这个超越一切的宏大存在。

　　被称为“纳粹刽子手”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审

　　在其中，立功者不会顾及到立言者的宣传是否在细节上有差错、是否有事实上的夸大、是否抄袭其他人的创意，而立言者也不会在于立功者做的事情的本质，他们会选择最符合自己经验和常识的宣传传播手段来完成点击量、曝光量等指标要求。

　　立功者和立言者之间就像存在着一面镜子，他们在其中都只看了自己，只会关注完善镜中的那个自己，而看不到镜子后的另一方。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镜中看到的就是最终反映呈现给用户、市场和社会的，但在镜中看到的永远都是片面的假象，双方也不会去相互矫正。于是，在彼此错位的假象的作用下，用户和市场最后便只看到一个哈哈镜里的公司，一个充斥着各种笑料、无耻行径、失败和悲剧的扭曲形象。

　　但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都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对此习以为常并视作真理。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发生问题后，他们则可以按照机器的运作流程按图索骥找出故障的源头而将其排除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程序正义和制度合理性下的接口和理由，在这一套严密而自洽的逻辑驱使下，没有人觉得自己有错，每个人在发生问题后都可以归咎于前后流程的其他人。

　　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曾经的党卫军成员也是如此想当然的，他们在集中营里就是按照制度和命令行事的，他们在法庭上也是以此作为借口为自己开脱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有错，不认为自己犯罪，然而事实却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的循规蹈矩和拒绝思考，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屠杀。

　　这就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谓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宣传手段的民粹媚俗与恶俗，抄袭他人设计和产品的可耻，在商业上宣扬“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伪善，竞争对手之间聒噪而无意义的相互攻讦，这些现象在中国互联网中，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它们是立功者与立言者之间相互假象造成的，事实上，更要归诸上述大公司乃至创业公司内部的“平庸之恶”。

　　如今，它正悄然萌芽甚至猛烈生长，在公司这个组织化和规模前所未有精密庞大的系统内，“平庸之恶”和以往相一样让人在组织和制度的幌子下主动丧失了自我思考能力，公司和商业的发展终究会因此反受其咎。

　　但流毒更甚的地方则在于，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里，公司的概念始终在无限扩大，每个人实际上都是广义上的“公司”的一员，当“平庸之恶”从狭义感染流行到广义的那个公司去的话，到时候，每个人都只遵守制度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行动意识，都只满足自足而丧失集体责任感和群体意识，都只擅于事后寻找改正错误而不是预防杜绝祸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