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刚到M市的那天下着暴雨，我拖着偌大的行李箱从火车站出来，焦躁地寻找附近的公交车站。嘈杂的人声被雨水打湿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拧着袖口的水，不知道这场暴雨将会下满M市的整个四月。

　　最早知道L机构是在大一听的一门女性主义的公选课上。那个时候才刚进大学的我听到“性工作者”这个词时是有一些惊讶的，大概在认知中觉得这算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也不曾想到竟然还有“关爱性工作者”这样的公益机构存在。

　　但是那一次的课很成功，L机构的那位老师用很轻松的语言将她们所了解到的“姐姐”（女性性工作者）们的真实生活勾勒了出来：“姐姐”们并不是都年轻漂亮，她们的年龄从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都有，外貌和身材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她们并不全是因为走投无路才选择做的这个，也不全对这个工作持悲观态度，不少“姐姐”是积极、乐观和主动的；“姐姐”们也会有自己的男朋友和老公，一面负责保护她们和为她们安排工作，一面给她们提供情感需求；“姐姐”们也会被客人抢劫或强奸，或者生病，但因为自己的身份不合法和不被认同，所以在受到伤害时不敢寻求帮助，也不敢去医院……最后，那位老师说了一句话，“她们选择的只是万千工作中的一种而已，而我们想要做的，也仅仅只是让她们不要因为工作而受伤。”

　　老师的这句话以及她为我们展现出的这些“姐姐”们的鲜活形象给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那是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意识到原来我一直活在对这个世界的想象之中，而这种理所当然且从未质疑过的想象却与别人所认知的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偏差。那也是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想要走出自己的世界，进入到那些自己不曾接触到的他人的真实生活中去。

　　大四倒数着毕业的某一天，我偶然想起大一那场打开了我全新视野的课，心里突然萌生了去L机构的强烈想法——自以为已经成熟了的我，想要在毕业时给四年前刚接触到人类学的自己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于是在那个暴雨几乎没有停过的四月，拿到L机构实习资格的我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到M市，再从附近公交车的始发站坐到终点站才辗转到机构安排的宿舍。我至今仍记得那一天，M市拥堵的交通几欲让坐在公交车上的我产生了一种永远也不会到站的错觉。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右手紧握着的手机里是已经看过好几遍的潘绥铭教授的《我在红灯区》。那时以为已经做好万全准备的我，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月后那个同样的暴雨天，同样拖着行李箱坐在以为永远也不会到站的返程车上的自己，终究是没能交出这份答卷。

　　二

　　因为M市高出天际的房价，L机构的宿舍在离办公地点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郊区。刚到宿舍小区的那天是机构的阿筱来接的我，一个和我差不多一样二十岁出头的女生。她说现在机构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她，刚转正几个月；一个是阿月，比我们大个几岁，在这里工作了接近两年；还有一个就是机构的核心策划人，琪姐，她大约三十出头，从机构创始就在。

　　后来的无数个灰蒙蒙的天，我坐在机构小小的办公室里，身边是一箱箱的避孕套、润滑油和各种宣传预防艾滋病宫颈癌的宣传单。她们不厌其烦地从木柜子里拿出厚重的文件夹，记录着前一天从“姐姐”们那里了解的情况。她们记录得很详细，甚至连“姐姐”们做了什么动作也没有落下。我有时候在想，这间处于M市市中心的商业大厦中，又有谁知道在第20层的这间小房间内，几个那么年轻的女性在以怎样的信念做着怎样的工作呢。后来的某一天，我问琪姐是什么让她坚持了这么多年。琪姐个头不高，很瘦，用头绳将头发简单地在后面系起来。她笑了笑，说，“你会发现无论别人怎么评价，‘姐姐’们也还是在坚持自己的选择，而看到需要关爱的她们这样，我无论如何也想坚持下去。”

　　L机构宿舍的条件虽比较简陋，倒也比我想象中的好一些，除了因为空间太狭小而只能打开一半的衣柜，以及某一天在床上发现了蟑螂以外。阿筱和阿月住一个房间，我住一个房间，琪姐已经结婚，和她的先生住在他们自己的房子。

　　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到了机构。虽然之前已经听阿筱她们提起，但第一次真正见到琪姐的时候还是小小地惊讶了一番，毕竟她看上去是这样的年轻和瘦弱。

　　琪姐简单跟我介绍了一下L机构的主要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