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下午6点，郑成月在北京西站接受记者专访。

　　对话人物

　　郑成月 原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主管刑侦副局长，负责调查王书金涉嫌的命案时得知聂树斌案。之后媒体介入，郑成月成为最早披露“一案两凶”事件的公安人士。2009年，49岁的郑成月被要求提前离岗，不再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一职。

　　郑成月穿着老旧的公安制服，风尘仆仆赶到北京西站乘坐回河北邯郸的列车。为了等聂树斌案再审宣判的消息，他特意在北京多留了几天。

　　自2009年，49岁的郑成月被要求提前离开县公安局副局长岗位后，他成了一名普通警察。如今，他时常来往北京、邯郸之间，帮着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刑事法律顾问。

　　昨日，聂树斌案再审宣判。前一晚郑成月辗转难眠。昨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他就守在了宾馆电视机前。他自己算着，自聂树斌1994年9月23日被抓至今，总共8106天。“这8106天，总算给他（聂树斌）争回来了”。

　　郑成月老了，56岁的他误了高铁，丢失了身份证，几经辗转花了64.5元，买到最后一张凌晨1点才能回到邯郸的站票。他面色疲惫，患了糖尿病的他一口气喝了2瓶矿泉水。

　　只有在回忆过往办案经历时，老警察郑成月才眼神放光，露出一丝锐利。

　　无罪宣判后，郑成月哭了，却不是喜极而泣。“为什么正义的事，来得这么迟。作为河北省检察院和河北高院，任何人只要看一下聂树斌的卷子，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的。他们都是高级法官啊，我不过是个大专生，我都能看出来。”郑成月说。

　　“只差宣判这个结果”

　　新京报：你一直在等聂树斌案的宣判吗？

　　郑成月：对，早上8点半我就在宾馆打开电视等着看新闻。我哭了，这正义的事，为什么来得这么迟？

　　新京报：看到聂树斌无罪的结果，你是什么心情？

　　郑成月：我知道会是这样。山东省高院复查完案子，我仔细读了结论，那会儿心里就有这个底儿。聂树斌的案子，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看看他的卷宗就知道是有问题的，就只差宣判这个结果。

　　新京报：你没有丝毫的担心？

　　郑成月：没有，从移送到山东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无罪。2005年7月，起诉王书金的时候，我看过聂树斌案的卷宗，不成体统。

　　比如说，笔录上写着，现场提取了一辆黑色自行车。结果现场照片给受害人康某父亲的时候，写的是一个二四型蓝色自行车。聂树斌交待说他看到个20岁出头的女孩进玉米地了，可被害的人有37岁，这能看不出来差别吗？

　　那个时候我还不敢和媒体说，但是我都记到了笔记本上，留证。我不能隐瞒上级，我得向组织上面说实话，这是为人基本的良心道德。

　　新京报：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关注这个案子吗？

　　郑成月：是的，离岗以后，我和律师多次去石家庄调查，曾经见过聂树斌的车间主任，死者康某的父亲，多次询问当时的情况。

　　新京报：你和聂家有联系吗？

　　郑成月：也不是常联系，但是有事儿我们就通电话。

　　第一次见聂树斌母亲是王书金案开庭的时候，聂母去了，她见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她说“你为了我儿子受了不少委屈吧”。其实那个时候，我刚被相关部门传话回来，说有人告我有财务问题、强奸女人。

　　聂母打电话咨询过我的意见，我说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凶手不是聂树斌，聂树斌无罪。

　　“一本正经说没错，是草菅人命”

　　新京报：你当时是如何知道王书金案子和聂树斌案有联系的？

　　郑成月：2005年1月23号，我押着王书金到石家庄孔寨去辨认现场，叫了村里的一个治保主任。王书金指着一个地方说他在那里杀过人，治保主任说不对不对，直播，我看着他神色就变了，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杀人犯10年前就被枪毙了。

　　后来我开车押着王书金到了石家庄郊区公安分局（现裕华分局），和刑警队的人见了面，一看他们桌上放着协查通报。但他们不给提供任何资料，让回去联系。一看他们的态度，我心想坏了。

　　后来到了王书金的起诉阶段，他前面供认的几起案子都没有问题，就是石家庄郊区这起我们没有资料，检察院不收卷，后来我就给市局打报告，市局给石家庄市局写报告。写来写去也没人管，直到3月15日，媒体把《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发出来。

　　到20号，我们省政法委就通知我，和郊区公安分局（现裕华分局）、河北省高院、高检，到政法委开会汇报这个案子。

　　新京报：开会时是什么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