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3日早高峰时间段，沈阳地铁1号线青年大街站站台，直播，一名74岁的老人在人群中因拥挤而摔倒。老人对涉事人说：“我有老保，我不讹人”。

　　中新社记者 孙昊声摄

　　近日，一则新闻再度引发舆论热议。江苏徐州的“90后”小伙，主动扶起一名骑车摔倒的男子并送医治疗。谁料对方倒打一耙，诬称小伙撞人。交警多方查阅监控录像，才还小伙清白。

　　近年来，由“扶不扶”引发的新闻热点，时常刺激公众神经。好人伸出援手却遭遇“碰瓷”讹诈的事件，以及双方各执一词、舆论频频反转的“罗生门”，让“扶不扶”“帮不帮”成为拷问社会道德的难题。

　　为保护善意、激活社会的正能量，多地出台法规，保护现场医疗急救行为，这些法规被舆论称为“好人法”。从本月起正式实施的《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更是提出“社会救急免责”的原则。

　　“好人法”是否能够为好意救助者撑起保护伞，激发社会的互信互助？国家该如何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重建见义勇为、出手相救的社会美德？

　　急救免责鼓励大家救

　　从草案颁布到审议，《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下称《条例》)持续引发各界关注。原因在于，《条例》指出，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具体而言，《条例》规定，市民发现需要急救的患者，应当立即拨打“120”专线电话进行急救呼叫，可以在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人员的指导下开展紧急救助，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开展紧急救助，为急救提供便利。

　　而对参与急救的好人，《条例》并未设置急救技能上的门槛。上海市卫计委表示，《条例》鼓励和倡导普通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活动。

　　事实上，在上海之前，北京、深圳、杭州等地都曾出台鼓励市民参与急救的“好人法”，明确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但“社会急救免责”的表述，还是首次出现在地方性的“好人法”中。

　　“社会急救免责”的意义何在？有专家指出，很多国家已有相关法律条文，对于积极参与救治者免责，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通过地方立法鼓励和倡导救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除施救人的后顾之忧，折射出公共治理理念和手段的升级。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殷啸虎认为，要从法律上鼓励和保护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好人”行为，在目前尚不具备国家立法条件的情况下，由各地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是可行的。上海、深圳等地的实践，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

　　不过，上海“好人法”并未对“碰瓷”讹诈等行为作出规定。而在北京、深圳等地，已经在这方面做出尝试。

　　例如，将于明年3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明确，患者及其家属不得捏造事实向救助者恶意索赔；因恶意索赔侵害救助者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条例审议和征求意见期间，由于害怕担责而无人施救街头突发病症者，以及好心人出手相救反遭诬陷的现象被广泛提出，多数意见认为，立法应当鼓励并保护好心人，同时让恶意诬陷者承担法律责任。

　　而从2013年就开始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则提出，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请求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提供援助。

　　惩恶扬善解决“不敢救”

　　面临“扶不扶”和“救不救”的选择时，施救者最纠结的是“不敢救”。

　　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被媒体广泛传播后，该案几乎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符号。多地的类似事件，都被贴上了“彭宇案”的标签。然而，就在2012年，彭宇公开向媒体承认，自己确实碰撞了老人。从“彭宇案”到“扶老人”引发的争议案件，无论真相如何，类似事件正在消耗社会正气，也让很多好人面临道德选择时知难而退。

　　“好人法”的出台，无疑具有示范作用和指标意义。但如何在实际操作中落实，才是引导“好人回归”的关键。

　　有专家指出，在“扶不扶”的抉择中，救助者可能面临两种法律风险：其一，如果没有目击证人或现场监控，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是事故的制造者，要求救助人承担全部责任；其二，被救助人主张救助人处理不当，加重其伤情，要求救助人承担加重部分的责任。

　　对此，各地“好人法”提出的“追究恶意索赔”“社会急救免责”等原则虽然具有针对性，但在实践中尚缺乏具体细则，法律条文有待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