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黄金周期间，全国有19个城市宣布了各自的限购限贷政策。当很多人还堵在从景点回城的路上时，才蓦然发现他们失去了买房的资格，当然这些人都已有了一套以上住房。这个假期，新闻显得特别平静。于是买房成了唯一的话题，在北京时同事们在谈，旅行时朋友在谈，回到家父母还在谈。与一部分人的焦灼形成对比，另一些人的假期就显得惬意多了。广州杨箕村，为了庆祝城中村改造乔迁，铺排了万人列席的盛宴。

　　其实在广州当地，吃万人宴是并不罕见的风俗，通常也不会被认为是炫富。但当新闻着重报道，回迁后每户村民分得的房产市值已经近千万，许多人还是忍不住捂了捂心口。一位记者认为这场盛宴是打在所有奋斗者脸上的耳光，也有人用“底层的食腐者”来描述陡然而富的村民。对于在异乡跋涉多年，却依然望房兴叹的白领阶层而言，这种感慨是由衷而发的，但却更像某种情绪的发泄。

　　杨箕村民财富取得的过程，并不像吃宴席时那么的欢乐。像所有的拆迁一样，这里也死过人，至今仍有17户钉子户没能完成选房，村民之间为此爆发过矛盾冲突。在城市化进程之中，土地被市场赋予了高昂的价值，城中村的土地按照市场规律获得相应的变现，这是无可厚非的。何况从此以后他们就失去了耕作千年的土地，何况他们还为争取权益付出过艰苦的努力。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杨箕村民的致富还会让很多人有种受伤感呢？可以把这归因为“眼红”么？

　　居住权是一种普遍的人权，无论在哪种社会里，实现居者有其屋如果只停留目标阶段不能落实，则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而情绪的流露，常常是这种不稳定的前期征兆。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运动中，城中村因为天然的区位优势得以受益，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与此同时，直播，如果大批城市的后来者无法迈过房价的门槛，飘零在城市的接纳与排斥之间的尴尬空间，两相对比之下，产生的心理落差就成为情绪的滋长地带。换句话说，你可以坐拥CBD地段多套房屋，过着吃租金的优裕生活，这是投胎技术，没有话说。我虽然投胎技术不好，但好歹靠着努力，应该能得到安稳的栖身之所，并靠着付出更多的努力，逐渐拉近这种出身上的差距。这是一个良性社会的应有的常态。

　　但就在这个国庆节，两种情绪，像两股旅游大军碰撞在一起。一边是杨箕村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地分享房子的盛宴，一边是这一波房价暴涨中弥漫的焦虑和哀叹。这种相撞，势必会造成某种栓塞。失地农民与房价高企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回迁的杨箕村民，却成为了情绪的替代出口。这背后着的，是基于房价的不正常的财富分配。

　　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患”字点明了不均的危害。其实在社会高速发展下，即使无自有购房的群体，其整体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准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们会将自身的处境与他周边的环境进行对比，当对比后发现差距非常明显，或者拉开的幅度越来越大时，“相对剥夺感”就产生了。

　　这种感受所激发的不满、怨恨情绪一旦弥漫开来，将蚕食社会肌体、助长撕裂和戾气，使得社会向心力流失。尤其是当高企的房价，直播，使得这种被剥夺感越来越难以被弥平时，就急需严肃对待了。

　　前段时间，有官媒在讨论奋斗和房产的关系。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评论说在当下如果没有房子，再多的奋斗都没有用。这种奋斗无用论也许有某种调侃和反讽的意味，但如果导致奋斗无用的现实一直顽固地存在着，这种观念因之成为一种共识，那时的社会活力该如何唤醒呢？此次19市集中一致出台调控政策，更像是高层共识的风向标。人们常说信心比金子还重要，经济学中强调积极预期。

　　在楼市调控短期内还难以给出根本性措施的情况下，建立起人们对奋斗改变命运的正面期待，就显得更为重要。人民的期待就是改革的目标，这种期待应该被精心呵护。

　　（文/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