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性主义的传播和普及，当下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思和讨论。不正义到底是不是越来越少，很难说。不过，更多的公共讨论意味着情况终有能够改变的希望。随着公共讨论的增多、女性主义的传播，也越来越多新的概念进入到我们的日常对话以及对男女平等的理论争论之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我们已经完全掌握的“直男癌”，以及常常被批判的“男权”。新近的讨论中还出现“田园女权主义”等等名称。

　　新概念和新名称可以提供新工具来厘清不同的问题，使讨论更加具有针对性。不管怎样的概念，只要能够清晰说明其含义，当然不会影响讨论的推进。然而，比如“直男癌”一词，从一开始就迅速占领了网络，扩散到所有性别问题的线上线下讨论，于是乎，我们已经可以习以为常并不加说明地使用它。从女性主义的行动中常见的“抗直男癌”口号，到讨论问题时以“直男癌”作为基本分析框架，这个概念成了女性主义在生活中必备配套词汇。我们习以为常的使用这些概念进行女性主义活动或讨论，却可能会带来不少的问题。

　　女性主义自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会给出不同的主张和论述。在理论的讨论里面，不同的女性主义者会因为所持有的不同的理论立场而被区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甚至无政府女性主义。这种区分基于她们所坚持的不同的社会、政治立场，理论分析框架的差异。不同理论立场的女性主义所反对的目标，也是以理论词汇进行描述和区分的，比如反对对女性自由的剥夺、资本社会对女性的剥削、权力结构对女性的不公等等。

　　不过，上文提到的新近兴起的概念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为女性主义的理论，以及女性主义所反对的目标，进行新的区分。本来，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差异是通过政治概念进行描述的，现在是通过其身份进行区别：田园女性主义、行动派女性主义、学院派女性主义、微博女性主义、知乎女性主义等等等等。这些对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女性主义者的区分不再根据不同的理论立场，而是根据不同的身份为标准。不同的（女性）身份成为这些理论的理论资源以及背后的支持理据。

　　比如最早占据网络讨论的“中华田园女性主义”，最早便是根据网络上讨论者的身份位置而出现的分类名称。田园女性主义通常指没有太多理论学习，仅凭自身经验的本土女性（或男性）所持有的女性主义观点。后来，“田园女性主义”慢慢成了一个污名。因为持有者的身份，田园女性主义慢慢被认为是粗浅的观点，最后成为污名化的标签。可见，身份的分歧代替了理论的分歧成为区别不同女性主义的标准。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反对的对象，也通过身份认同的差异重新表达。女性主义不再是反对一种不正义，而是反对一类人的某些特征。当下女性主义讨论中，“直男癌”“男权”成了对女性主义批评对象的标准描述，而它们具体指的是什么内容，却很少被认真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主义作为整体在传播中很可能产生这样的理解，女性主义反对的是某一身份（男性）的人的某些特征。

　　奥运期间，媒体报道了商春松选手为视障哥哥买房一事。随后，这件事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少女性主义者批评商春松家庭对她压榨，她的家庭正是男权的产物，所以才会出现商春松需要负担兄长的开支而自己省吃俭用。之后，因为贫穷和性别的问题成为热议，更有不少女性主义者在网络上高喊“穷屌去死”。她们认为，贫穷的男性正是此种对女性的压迫的罪魁祸首。需要反思贫穷和性别的交叉问题时，我们可能不自觉地将问题的成因归结穷屌身上，而不是贫穷本身。男性或者男性的某些特性，成为了女性所受的不公平的定义因素。

　　以身份差异作为女性主义分类的标准，以及界定女性主义的范围，最大的问题或许是将女性主义诠释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的对抗的理论。女性主义各种理论之间的论争，根据身份差异的标准，就会被诠释成比如行动者与学者之间的对抗；而女性主义理论也会因此被理解成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对抗。各种对女性主义的误解便是从这些理解和诠释中引申而来：女性主义是为了争夺女性至上的地位、打压男性的理论；行动者认定学者不能理解实际行动，从而忽略学理上对行动的论述。同时，因为身份差异成为理论分类的标准和理论的支持，对问题的分析以及理论的主张也因为身份而具有不同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