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集体收入少，村干部工资也不高。张光福清楚记得，自己做村官这10多年来，工资总共涨了100多块钱，从1999年的每年不到2000元慢慢涨到了2000多元。

　　在两人的共有记忆中，即便现实如此，上任后的张文树还是想做点事，改变村中面貌。

　　“想做事但村集体没有钱，他和我们商量后就想办法找贷款，银行贷不来，就找私人贷。”张周元说，贷款起初，他们三人并没有详细考虑如何偿还的问题。直到后来，在村里争取到政府出资扶持的一些项目，三人才商量着把项目结余下的资金用来偿还此前贷款。

　　村干部有时为了公事需要个人垫资，到最后也会用项目资金来冲抵。“他（张文树）垫的多，我们垫的少”。在他们三人看来，自己掏钱给村里办公事，理应得到偿还。

　　“他刚当上村支书就跑北京要钱去了”。多位村民告诉“北京时间”，当年为翻修破烂的村小学，张文树一个人跑去北京，大约一周后，他竟然从一位做了京官夫人的老乡那里带回来1万块钱。当年这事曾在村子里引起轰动，至今传为美谈。

　　面对此次“非法占有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款”被判贪污一事，张周元表示，当年在得知有这笔款项时，他们三人也曾开会认真讨论。后来三人一致决定可以动用这笔钱去行礼，去多结交一些有能力的朋友，来帮助村里的发展。

　　193人里，有的是县里的干部，有的是其他村的干部。张周元说他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张光福则基本都不认识，“有的时候他（张文树）带我们一起去（送礼），有时候他自己去，回来后告诉我们一声，算是一个交代。”

　　“给县上的大干部行礼就是为了巴结人家，想着争取项目的时候，人家能给说说好话帮帮忙”。张周元告诉“北京时间”。

　　而那几年，村里也的确有了改观。

　　在这个典型的陕北农村里，用于耕种的土地大多分布在高山沟壑。多年以来，村民往来劳作只能折转腾挪在崎岖蜿蜒的山间小道，而如今，道路拓宽硬化后，各种农用中小型车辆可以直接开到田间地头。

　　在张文树任上，村里还建了一座仿古建筑的大戏台。

　　“二狗子给村里做了好事了。”93岁的刘俊芬至今只记得张文树的小名，“活一辈子了，不出门就能看上戏了，想不到”。

　　“在我们村再找个像张文树这样的人，没有了。”还有村民对“北京时间”感叹到。

　　根据家属提供的各种荣誉证书也显示，从1999年10月到2013年12月，14年村支书任上，他曾数次被评为省、市、县、乡（镇）优秀村党支部书记、新农村建设工作先进个人、党风廉政建设先进个人、致富带头人。

　　申诉无果后的抉择

　　张文树的村支书之路，从一开始就招致家人的反对。

　　十多年后遭遇变故，张文树在几份工作材料里重提了这段往事：1999年冬，村子最烂杆（当地方言，意即不好、很差的意思）的时候，我被村民选上村支书，父亲知道后要行（寻）死，一块做生意的弟弟妹妹很不满意，我没有听。

　　早在1993年，凭借一身过硬的木工本领，靠给别人打家具挣到钱的张文树和弟弟张文森率先在村里盖起3孔新窑洞。在那个年代，他们家的窑洞在村里鹤立鸡群。

　　后来兄弟俩的生意越做越顺，1998年，一家拥有10余间厂房的木器加工厂宣布开业。

　　过了一年多，张文树说要回村当村支书，家人都极力反对。张文森告诉“北京时间”，在当年的父子“谈判”中，做过多年村官的老父亲态度强硬，甚至以死相逼。

　　没想到，多年后张文树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

　　“我爸就说他心里难受，说怎么就不调查就把他免了。”儿子张永民告诉“北京时间”，免职当天父亲的脸一直“惨白惨白”。

　　事实上，自从丈夫被免职后，李正梅就隐约察觉到丈夫可能有轻生的念头。但每当她想认真劝劝丈夫时，丈夫却总是转而劝她放心，说为了老人和孩子，他都要坚持下去。

　　但妻子还是能明显感觉到变化。搬到县城后，张文树变得怕出门怕见人，也从来不去人多的地方，偶尔在路上遇见有相熟的同事朋友，“他就总是早早躲开”。

　　房东艾绳贵向“北京时间”介绍，同住一个院子一年多，他也没跟张文树说上几句话，“感觉很有心事的一个人”。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张文树的穿着，“一直没见他穿过什么新衣服，除了那次参加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