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认为，“炒号”已然成为中国的一门职业，“炒号”工作模式已经从街边模式转到“互联网＋”模式，形形色色的APP公司应运而生。

　　为什么这些新出现的挂号APP、挂号网站能够挂到稀缺号源？记者从一些网站了解到，网络“黄牛”会事先用不同的名字注册一批账户，用几十部电话、多台电脑“秒杀器”同时抢号。一位客服打包票说，“就像抢火车票一样，我们也有‘抢号’软件，可以保证能挂到号。”

　　打击“黄牛”：屡败屡战促反思

　　“挂号难”实际上是“挂名专家难”，稀缺矛盾造成了“黄牛”泛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委员高小俊介绍，截至2015年7月，北京市共有146家医院接入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提供预约挂号服务。但是，目前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提供号源的整体预约率还不到30%，也就是七成以上的号源并未约出，其中大多是普通号和专科号。号源全部约满的情况，集中出现在知名医院知名科室的高职称专家号上。

　　业内建议，继续加大对号贩子的打击力度。高小俊说，患者可随时向公安机关或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供线索证据。

　　邹小兵说，打击“黄牛”可借鉴火车票实名制的做法。此外，网络炒号都有支付账号，查实了可以封掉“黄牛”的账号。

　　重要的是，回归就医公平，不仅要严厉打击“黄牛”，还需要铲除“黄牛”生存的土壤。

　　高小俊说，由于优质医疗资源或专家号总量有限，加之层级就医模式尚不完善，大医院专家号源的稀缺和患者需求间的资源供给矛盾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仅通过对单一预约平台服务方式的调整难以完全解决。“结构性”挂号难现象，需要通过对医疗资源布局的调整、分级诊疗体系的建立完善等多种方式解决。

　　“真正搞好基层医疗，把患者留在家门口，才能让‘黄牛’没有生存的土壤。”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医改办主任黄飞认为，“黄牛党”仍存在，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基层医疗薄弱。

　　黄飞介绍，广东省正推进分级诊疗，对县域内的患者流向作精准分析，找出患者“流出”的科室，即基层的弱项，通过对口帮扶给基层补短板。在这样的“精准帮扶”下，长年人满为患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门诊量往年呈两位数增长，而2015年负增长4%至5%；第二梯队医院门诊量也开始负增长或与上年持平。

　　“医院有副主任医师，有主治大夫、住院医生等等，他们看病都训练有素。并非所有的疾病都要找专家，也不是非要找到哪个专家才行。真的没必要从‘黄牛’那里花天价买号。”邹小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