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财富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10年达到峰值，所以2010年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就是人口红利达到了峰值，从此以后转入负的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是正在消失呢，还是已经消失？我认为它是已经消失，而且在迅速地消失。

　　以下为实录：

　　蔡昉：刚才燕冬提到了说我严格意义上不是研究财富管理的，不是研究金融的，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也不是研究金融的，也不是研究财富管理的。但是就像去年，我主要谈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两个角度，作为金融发展和财富管理发展的引导方向，其实今年我还想谈同样的两个问题，但是我把这两个名字取成一个是从供给侧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问题，它应该成为我们金融发展的一个引导方向或者说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相结合一个指导原则。第二个角度，我把它叫做是需求侧的经济发展或者民生改善的一个新方向，它也应该成为财富管理发展的一个指导原则。

　　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经济未来是靠什么来推动。正好明年就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四十不惑，四十不惑的意思是说，我们四十年在总结改革开放今天的时候，应该比30年、20年、10年知道更多的信息，有更少的困惑，而更多的明白。那么明白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过去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靠什么推动的？当然靠改革开放推动的，但是这是一个原则。因为当你解决了一系列的体制问题，清除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障碍，或者配置障碍的情况下，你经济会改善。但是，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在40年里实现9.7%、9.8%的高速经济增长？我想它应该有一些独特的东西要回答，因为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实现这么高的经济增长。

　　这个东西额外的经济增长来源是什么呢？我想过去有很多学者总结了，说中国的高速增长就是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是积累型的，是投入驱动型的，这个从现象上看是如此，但是如果它仅仅是投入驱动型的，那么的确我们很难预计，很难想象能够在40年的时间里保持下来。因此，我们在做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学者们发现，说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至少有一半的因素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我们9.8%的增长速度有一半可能是来自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驱动型的，我们把它叫做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至少在过去40年里，有一半的因素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这大概是近些年人们总结的一些新的结果。

　　因此，很自然说，我们要看一看，投入驱动的这部分经济增长动力和生产率驱动的这部分经济增长动力，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看，首先我们知道，在2010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从这次人口普查里，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是可以作为劳动力的这部分人口，15—59岁，到2010年达到峰值，峰值的意思是在那之后就要从正增长变成了负增长，所以2010年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就是人口红利达到了峰值，从此以后转入负的红利，也就是说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争，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是正在消失呢，还是已经消失？我认为它是已经消失，而且在迅速地消失。因为你把人口因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放在一个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里面，其实你会发现，以2010年为界，这之前这个因素是正贡献，是正的，2010年之后符号就变成负的，显然不是消失，而是已经迅速消失。这是一个因素。很自然，劳动力短缺了，过快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所以做企业的人都会看到说，过去我们做什么，只要能够融到资，得到投资者的支持，我做什么，什么赚钱。现在是说我们不差钱，但是我们回报率不高，找什么项目都赚不到多少钱。这就是总体资本回报率下降，在所有行业中的一个基本表现。

　　因此，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消失是必然的。就是有可持续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提高的这部分，我想也是逐渐在下降。最近我做了一些分解，就是把改革开放时期所赖以支持的生产率做了一些分解，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我们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过去这些年里，有56%的贡献来自于三四产业的贡献，也就是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整体上支撑了中国经济的56%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接下来说，中国经济是由一产、二产、三产构成，但是三个产业加起来，它的劳动生产率只支撑了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56%，还有44%就来自于三个产业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也就是说，农民工过去在农村、在农业是剩余劳动力，他不生产什么东西，有他和没他对农业生产是没有影响，因此他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部门转向二产、三产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总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所以这三个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资源，构成了44%。其中，资源重新配置的部分，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静态的重新配置效率，也就是说劳动力从一开始发现说哪些部门在初始年份，比说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我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那个部门，这部分叫静态的效应，这部分贡献得比较少，大概是五个百分点，更多是来自于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哪些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我就追逐着流向了那些产业，这叫动态的转移效应，这部分贡献了39个百分点，合起来44%，而44%加三个产业贡献的56%，就是100%，我们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这些因素，在今后同样也会下降。因为，首先我们先不看一产、二产、三产，它还会保持一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速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快。我们主要看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部分，未来它的动力可能会减弱。因为我们经过了40年的劳动力转移，农业中的劳动力比重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目前，大概是只有18%的劳动力是在务农的，这个数是我重新估算的，和国家统计局的略有差别，大概比那个数低了10个百分点。18%的人在务农，同时这18%的人基本上都是40岁以上。因此，他们再向外转移的可能性已经不算太大了。而向外转移，就是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每年新增的农民工的部分，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农村每年新毕业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也就是说是16岁—19岁的这部分人口。而这部分人口，因为我也搞人口，我看了这个人口，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就是2014年之后是负增长，因此这部分人负增长，劳动力转移速度就一定会大幅度下降，大家也可以看到，农民工在过去这几年里没有什么增长，大概每年只增加几十万人而已，但是过去都是每年几百万人的增长。因此，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对生产率的贡献会显著下降。刚才说小一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劳动力重新配置，这部分下降之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也会下降。因此，当传统因素不支持原来的速度了，劳动生产率也不支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你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这并不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而是我们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要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