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也不是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不仅研究了供给，包括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四要素论（土地、劳动、资本和经营管理），而且将市场供求均衡论作为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与核心。

　　凯恩斯经济学被作者看作只强调需求管理的典型，受到着力批判。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肤浅之见。不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核心是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增加有效需求是其政策主张的基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供给，恰好相反，正是因为他在重视需求的同时也重视供给，并以追求供求均衡作为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他才提出了在供给不振即长期萧条条件下，实施需求管理的理论和主张。这就决定了凯恩斯所倡导的需求管理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之策，而非长久发展之计。在凯恩斯看来，经过一个时期的需求管理，实现了充分就业和供求均衡，便具备了古典经济学发挥作用的空间，市场供求竞争的自动调节机制就可充分发挥作用了，也就不需要国家需求管理了。因此，凯恩斯主义的本质不是片面的“需求管理”，而是追求市场供求的均衡。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正是对凯恩斯主义这一认识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他们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既不是单纯的需求管理论，也不是单纯的供给管理论，而是供给与需求管理论的综合。

　　除了“纠正”上述所谓“失误”，作者称，他们还要继承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中所谓强调“供给侧”的传统，并且认为这是他们新供给经济学的一大创新。我看这种说法同样也要落空，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传统。

　　首先，对还不是统一的市场经济从总体上做出统一的市场供求分析，这的确是一大发明，然而，如上所说，这种分析的科学性应该受到质疑；而作者拿来对照的西方经济学中所谓强调“供给侧”的分析传统，却与作者的分析不具有可比性：除了历史背景各不相同之外，各自分析的前提和研究对象也截然不同。该书作者研究的对象是当前的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而西方经济学的供求分析，或者作者属意的所谓“供给学派”传统，研究的对象却是市场经济本身，这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程度在各国有所不同，但可以断定，没有一个属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其次，为说明“新供给经济学”具有某种学术思想的历史渊源，作者着力刻画了“供给侧”学派的“前世今生”，并将其归纳为“两个否定之否定”。他们认为这呈现了“强调供给侧”的某种规律性，一个是从19世纪初的萨伊定律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再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另一个是从供给学派到20世纪8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复兴，再到2008年危机之后的“供给管理”。而他们的所谓新供给经济学，据说就是新一轮否定之否定的开端，是供给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新飞跃，等等。

　　这样的概括和期待固然大胆，但根本经不起推敲。萨伊定律被视为强调“供给侧”的开端，然而，萨伊本人以及他所提出的那个后来被称为萨伊定律的命题（“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开奖，并不意味着他在强调供给或“供给管理”，相反，他的学说的本意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实施自由放任，认为政府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不要干预，这同作者的论断大相径庭。其实这不难理解。19世纪初期的英国（一定程度上的法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次产业革命，英帝国已经拥有广大的似乎无限的国内外市场（需求），只要生产（供给）出来，就不愁销不出去，萨伊定律所传递的就是这种信心。这同该书作者从中解读的什么强调“供给侧”的意义或者“供给侧管理”必要性毫不相干。如果一定要说萨伊定律强调了“供给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它也没有忽视市场需求，反而是以广大的似乎无限的国内外市场需求的现实存在为前提的，正因如此，他才没有必要去强调市场需求的意义，只需表达出“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就够了。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美国供给学派（主要是主张减税和减少政府开支等），被作者视为“供给侧”学说的第一轮否定之否定的终结，又是第二轮否定之否定的开端。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供给学派只不过是当时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部分，但不属于供给学派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学说比它的影响更大。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区别在于有的强调供给，有的强调需求，不是统统强调供给。不错，供给学派被里根政府所采纳，但货币主义也受到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青睐。更重要的是，它们活跃的“生命周期”都不长，不过短短几年光景。在美国不久就被克林顿政府的干预主义政策所取代，通常认为这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某种复兴；货币主义实验也随着撒切尔夫人的下台而终结。一定要说这样短命的强调供给的学派和主张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又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显然是太高抬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