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从2016年年初开始尝试慈善信托，接触过多家信托公司，希望与信托公司成为共同受托人，并积极与主管部门深圳市民政局探讨备案材料，但由于材料还不成熟，没有正式提请备案。该基金会副秘书长沈旻说：“壹基金从来都是敢吃螃蟹的人，但是这次吃了一半没有吃下来。”

　　金锦萍教授认为：“共同受托人的设置在法理上是毫无障碍，只是需要厘清共同受托人的责任。我们目前的困难并不是来自于责任方面的问题，反而来自于备案环节的被拒绝。”

　　严格备案大胆尝试

　　2016年8月25日，民政部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慈善信托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随后多家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按规定提交材料，而第一轮拿到备案回执的不到9家。

　　慈善信托是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载体之一，是推动慈善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一位在信托公司工作的朋友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和当地的民政部门沟通，拿到备案回执时心情很激动，真心不容易！”杨钦焕也表示，从政策层面上看，备案条件并不复杂。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慈善法律中心主任黎颖露在接触一些具体案例后发现：“慈善信托的备案效力目前还存在争议，各地实践者也存在不同的理解。”

　　她列举了三种不同情况，第一种是先备案再成立慈善信托；第二种是先签订合同，再备案，备案完再转移财产；第三种是双方必须签完合同，待财产有效转移了，才能备案。“上述通知的性质其实是针对各地民政部门跟银监部门积极开展实践的通知，采取了一种开放性的态度，看看大家采用的模式，风险能够降低到什么程度，最后再看是否应该采用强制手段来规范。”

　　“世界上对慈善事业基本都采取审批制，但备案制或许符合我国国情。不过，民政部门对备案的定位不清晰，实际操作中很可能把一个形式审查的备案制搞成实质审查的备案制。”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赵廉慧认为。

　　在慈善信托探索初期，严格备案是非常有必要的。国投泰康信托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和晋予则说：“我近期接触了很多想做慈善信托的企业和个人，有的表面上看来是慈善，但背后可能有商业利益。慈善信托的关键在于保证实现慈善目的，如果备案机关不严格把关，万一出现问题，不利于慈善信托这一新生事物的持续健康发展。”

　　金锦萍教授也持同样观点：“不能够既希望设立和监管环节的便利，又希望争取税收优惠。即便轻松设立了慈善信托项目，但到税收优惠政策认定层面，会把本应在之前加进去的条件在这里加进来。立法者看起来很仁慈，让慈善信托做得很便捷，但实际上规范意义会非常差。”

　　对此，民政部的态度比较开放：“搁置争议，地方可以大胆尝试，积累经验后再完善政策。”2016年9月13日，民政部举办了全国慈善信托备案培训会，目的是统一问题，再去规范。

　　委托人的角色

　　这次成功备案的项目中，慈善组织在其中的委托人角色也值得注意。

　　长安信托于2015年11月设立的“大爱长安·陕西银行业普惠金融扶贫慈善信托”方案中，省内三十余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向陕西省慈善协会捐赠500万元成立专项基金，长安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受陕西省慈善协会委托，受益人为贫困农户。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这个计划提出了异议：“慈善信托最重要的是财产是谁拿出来的。在这个案例中，捐赠者捐赠给慈善组织成立基金，而后由慈善组织委托信托机构进行慈善信托，这个信托计划跟捐赠者就没了关系，无形中剥夺了原始委托人的信托权利。”

　　长安信托公益信托工作室负责人上官利青对此回应：“虽然从形式上剥夺了他作为委托人法定的权益，但在实质要件上，我们通过让真正的捐赠人参与决策委员会和披露的方式，来保证他的权益。”

　　2016年9月1日，中国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中国平安教育发展慈善信托计划”同样被认为委托人信托资格被剥夺。不过，杨钦焕认为这样的评价有失偏颇：“我们的信托计划最大的特点就是保证了实质委托人的权益和意愿。一方面，直播，设置定向捐赠的协议来规定捐赠人的诉求；另一方面，设置定向捐赠人都能参与的理事会来实现捐赠人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