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桂玲指出，我国进口猪肉主要来自德国、西班牙、美国、加拿大、丹麦等，其中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占比24%。9月底数据计算，美国猪价约合人民币6.9元/公斤，中美猪价差11元/公斤，进口猪肉价格优势比较明显，国内肉类进口口岸数量不断增加，9-12月份猪肉进口量可能还会增加。进口肉需求比较好，对国内猪价冲击力在增加。

　　李晶也表示，洋猪肉大规模入侵国内市场，其低价优势无疑对国内下游市场产生利空影响。进口肉主要成分为猪杂碎及副产品，多用于下游副产品及冻品制作。当前国产猪肉价格相对仍较高，且后市仍有下滑可能，屠企冻品大量入库意愿较低，部分厂加大进口肉采购，将其运用于分割，下游生猪消化能力持续维持低位，难以对猪价形成有力支撑。

　　不过，李文旭表示，2016年中国肉类进口量看似较高，实际上相对于国内全年肉类产量而言影响并不大。2015年国内肉类产量为5487万吨，2016年预计产量将有所下滑，但是整体也应在5400万吨左右。但低价进口肉持续到港以及美国肉类大幅下跌的利空消息不断发酵，导致国内市场看空预期增加。

　　从近几年情况来看，国内生猪产能剧烈波动与“进口猪”数量明显相关。例如，2007-2008年我国生猪价格暴涨，进口猪肉数量随之出现较快增加。2009年猪肉进口出现下滑，但2010年后猪肉进口再次快速增长，2011年12月达到峰值，单月进口达到8.9万吨。2014年全国猪肉进口量为56.2万吨，占国内猪肉产量1%左右。分析人士指出，原料成本偏高、养殖水平偏低直接决定了我国生猪养殖成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2010-2014年中国猪肉进口量暴增的核心因素在于，近几年不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国内饲料原料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生猪养殖平均成本上升。巨大的成本差价，使进口猪肉出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相似的情况曾经给中国的大豆产业带来不小冲击。2003年8月-2004年8月，在美国大豆上市前后，作为国际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导致大量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高位采购，并在随后的价格回落过程中由于无力支付货款或高成本带来的巨额亏损而陷入危机。

　　不过，梁勇表示，目前的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依然处在缓慢回升周期中，近期猪价的大跌是阶段性供应所导致。由于存栏量仍处于历史偏低水平，到明年下半年国内生猪供应量不会出现大幅增加。所以，面对阶段性的供应冲击，养殖企业应调整好心态，不必过度恐慌。

　　如何破解价格怪圈

　　赫赫有名的“猪周期”一般遵循这种轨迹：肉价上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肉价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肉价上涨。这个周期仿佛魔咒一般难以摆脱，而且通常2-3年循环一次。生猪价格波动风险已经成为养殖业不可承受之重。

　　如何应对“猪周期”给生猪产业上中下游带来的不稳定影响？姚桂玲认为，首先，生猪养殖应规模化发展。国内生猪规模化水平和生产效率比较低，养殖成本明显高于国际水平，PSY、饲料转换率等关键指标和欧美差距明显，生猪行业市场化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我国当前生猪养殖和屠宰加工行业水平与美国50%的生猪养殖集中度和70%的下游屠宰加工行业集中度相比，差距确实很大。在经历2013年至2014年生猪严重亏损阶段，大规模养殖场比中小养殖场户的抗风险能力强，生存能力更强。中小养殖场户抗风险冲击能力很弱，猪价大幅下跌，损失惨重，其资金链很容易断裂，退出比例很高。建议中小养殖户建立养殖合作社，抱团取暖。

　　其次，向上下游延伸，风险共担，大中养殖场户应该加强和大型食品加工企业的合作，签订合作协议规避猪价大幅涨跌风险，比如借鉴广东温氏、金新农（002548，股吧）等企业的发展模式。

　　此外，应该为养殖户提供抗风险工具，探索建立生猪期货市场或者远期现货市场。养殖企业也应该加强在金融工具方面的学习，在生猪期货市场和远期现货市场，利用诸多金融工具来规避因生猪价格大幅涨跌带来的风险。

　　对于生猪期货，行业期盼已久。业内人士指出，美国生猪行业发展比较发达与其生猪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应用离不开关系，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研究适合国内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工具，以规避风险，促进行业稳定发展。近几年国家也在大力支持并加快生猪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研究适合国内生猪市场的金融工具，比如生猪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工具，通过期现结合方式，提高行业市场化水平，促进生猪现货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