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庆：定价技术性比较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模型计算的结果，并没有很充分的可参考价格，而是基于一些其他市场的价格。例如，对某些违约率的推测、风险的推测，有一定的计算成分。各机构对于风险、违约率判断结果可能不一样，各机构可接受的价格也不一样，最终还是取决于市场议价。

　　张海云：市场价格主要由供需决定，只要不扭曲供需关系，定价自然也就是市场化的。至于定价的科学性，市场参与者也会在摸索中提升完善。当然，这个过程有赖于数据、模型、管理平台等基础设施的改进，atv，比如无风险收益率曲线、信用利差曲线、估值与风险计量模型、金融机构前中后台的架构流程和系统等，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警惕连锁反应

　　《中国经营报》：金融衍生品的特点之一是会互相作用并产生连锁反应，在出现债务违约时放大违约风险，CDS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

　　周岳：短期内不可能发展到美国的程度。从微观角度说，也会采取措施去防范。就目前来看，我个人认为风险还在掌握之中。

　　吴庆：CDS本身并不会放大风险，不过是把一些存在的风险用来交易，通过市场交易把这个风险配置给更能承担风险的人。市场交易的是产品，即便市场交易坏东西，比如说风险，也是实现优化配置。我们需要避免的是，不要不能识别这个产品是好是坏的人购买它，这是需要限制的。同时市场需要监管，避免恶意交易。我们在设定这个产品，初衷是希望有人用它来避险，用它交易风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CDS可以成为一种赌博的工具、冒险的工具，因此，更需要进行监管。

　　张海云：连锁反应的风险确实需要防范，这也是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之一。这种风险叫做交易对手风险，是金融衍生品所特有的一种信用风险。从粗浅的角度看，CDS只是简单复制了标的债务的风险收益特征，比如购买CDS保护相当于出售标的债务，出售CDS保护相当于购买标的债务。不同之处在于，CDS仓位的价值依赖于交易对手的履约，这种依赖性链接了整个市场，在危机情况下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加剧市场整体的恐慌，在雷曼兄弟倒闭和AIG救助中都能看到这种关联性的深远影响。所以，2008年的全球危机教训除了“大而不能倒”之外，又增加了“关联太广而不能倒”，欧美金融衍生品领域的许多后危机改革措施都是针对这一新型风险设计的。

　　《中国经营报》：金融危机后，美国对CDS是否有改革与调整，进行了哪些风险防控？

　　张海云：欧美CDS产品领域后危机改革的一大重点是降低交易对手风险。从市场格局的角度看，通过建立中央清算和交易压缩显著降低了CDS市场的网状相互关联；从产品设计角度看，2009年的CDS全面改革和2014年新推出的《信用衍生品定义》将CDS产品进一步标准化，为交易压缩和中央清算增加了便利；从银行监管角度看，《巴塞尔协议Ⅲ》对于交易对手风险设置了监管资本要求。可见，金融产品创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试错纠错、不断完善的过程。

　　周岳：2008年之后，美国CDS发行量大规模下降，后来又设计了一个中央清算制度，其初衷是为了降低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我们预计也会按照这种方式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