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有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六大中心，珠三角也有广州、深圳、香港、东莞、佛山、珠海六大中心，彼此之间既竞争也合作，错位协调发展，城市的资源、功能并没那么集中。

　　而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诸多次级县、镇级别的繁荣发展节点就更多了，星罗棋布、蔚为大观，这才是中国这艘巨轮的两大超级发展引擎。

　　而在京津冀地区，只有北京这一个单一中心，集聚了政治、文化、金融、商贸、科技、教育、医疗、交通等几乎所有的核心功能，直播，占据着所有产业链甚至水源的顶端。

　　而除了在天津有一些现代工业，在唐山有一些低端一些的工业之外，河北的广大地区可谓是除了耕作农业一无所有，只是在这些年随着基建大发展，搞出了重污染的民营钢铁产业而已。

　　北京的资源集聚程度不仅局限在京津冀，而在全国。这种极端的架构，显然只能使得本地区乃至全国的大量优质人力资源纷纷涌入北京，导致大城市病日益严重，甚至已病成了目前的病入膏肓。

　　正因如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是在整个京津冀视角，乃至整个环渤海地区进行的战略布局。

　　而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又是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的要求。

　　在经济地位、公共服务水平、产业结构上，建造一个高水平的新城，形成新的人口聚集效应，释放北京压力。同时，为河北注入全新的高端产业，驱动河北省的发展，撑起京津冀的腹地，是非常之必要的。

　　打开地图，大家会发现，雄安新区正好位于京津冀三地的地理中心，北京-天津-雄安之间，正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其实，这就是历史上的京津保三角。在清朝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保定是直隶总督所在地，天津是经济发达的北方商品集散地、开埠通商港口，从而构成了双中心乃至三中心格局。

　　从明代中叶开始，打通了从保定至天津的内河航道，“舟楫遄行、商贾云集”，历数百年不衰。尤其1860年后，天津开埠通商，更是繁荣一时。

　　可见，未来京津冀地区将再现这种北京－天津－保定（雄安）的三角关系。

如何理解“千年大计”？

　　另外，非常罕见的“千年大计”的气度超越了“百年大计”，也引发人们的瞩目热议。

　　有人这般解读，938年辽太宗将幽州(今北京西南的广安门一带)定为“南京幽都府”；1012年，改南京幽都府为燕京析津府，为五京（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都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之一，陪都中最大，距今恰好是千年历史。

　　如果从1153年4月21日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北京第一次成为半个中国的统治中心算起，定都史是864年。并由此这般推论，“新千年迁都成为可能”云云。

　　笔者觉得，这般抠年份算日子，未免有些太掉书袋了一点，应当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变迁。

　　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国家的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拓展，都源自这片肥沃的土地。

　　在中国古代，北方长期是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重心。但随着资源的破坏、战乱的屠戮，北方每经一次动荡，积累的社会财富便焚荡一空。

　　从魏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开始，尤其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重心地位受到挑战，经藩镇割据、军阀混战、辽夏侵扰300多年相峙和反复，直到北宋灭亡，终于完成了人口、经济和文化南移的历史进程(但桑蚕丝织业的南移直到明中后期才完成)。

北方历史上的衰落也伴随着生态环境的毁灭

　　以1127年宋室南渡为标志，中国的经济重心正式迁移至东南地区。也即由黄河中下游地区转移到完成了开发阶段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也是中国地理格局最大的一次划时代的转折。

　　由元及明至清，北方社会经济发展由缓慢而变为衰退，由绝对优势转为相对优势，由相对落后转为绝对落后。

　　江南成为富饶、繁荣、发达的代名词。现今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发展龙头，就是历史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