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阑夕

　　一直以来，「附庸风雅」都是一个贬义词，它嘲讽那些胸无点墨却又攀附文化的浮夸洋相，倒也为身为产品的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打上了曲高和寡的印记，直播，如若藏在深闺的红妆粉黛，没有三请三让之礼，绝无出户涉世的可能。

　　时过境迁，黄钟毁弃。商品经济的鸿门开启，加速了「笑贫不笑娼」的演化，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并无任何不妥，然则人心所向的空间委实有限，有了趋之若鹜的昂贵热土，势必会让另一些地方变得卑贱起来。

　　文化的贬值似乎是不可逆的，以读书写诗为荣的风尚如在昨日，却敌不过创造并使用财富的欲念，能否为艺术献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可不可以献身于己——比如国家歌剧院内的一等坐席，或是旋转餐厅里的小提琴专人独奏——就是充满慰藉的证明。

　　曾有媒体调研当代社会「买书而不看书」的消费怪癖，大有痛恶责备之意，我却以为这是所剩无几的对于文化的尊重，若是终有一日它连装点门面的价值都已消亡，那时才值万马齐喑。

　　根据美国作家莫里·古皮提尔·曼宁的记录，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在其本土及占领国总计销毁了超过1亿册「非德意志」读物，而美国则由图书协会赞助，为前线供应了1.2亿本「军供版口袋书」，帮助盟军在严酷的战争中坚守人性。

　　* 美国民众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为军队捐赠图书

　　而今，柏林贝贝尔广场中央坐立着一座用来纪念1933年纳粹焚书事件的石碑，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天花板由透明玻璃制成的地下室，里面整齐排列着空荡荡的书架，游客可以向下眺望，想象那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托马斯·曼、西奥多·德莱塞们遭到赶尽杀绝的灰暗时代。

　　另一方面，自由意志的流离失所，不仅在于它是可被剥夺的，就像希特勒在大多数时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令人感到乏味的统治者，他在接见德国青年代表时就毫不掩饰的说过，汽车和摩托、美丽的明星、刺激的音乐、流行的服饰和与同类的竞争意识，都可以充盈不绝的提供，用以替代判断力和批判力的诞生。

　　据说希特勒受到阿道司·赫胥黎的影响颇深，后者在其成名作《美丽新世界》里，就构思出了以亨利·福特——美国汽车大王，流水线工业的开创者——为神祗的乌托邦国家，人们享受着被科学调配的终生愉悦，从而无意索要那些计划之外的离经叛道。这个国家的极权甚少建立在暴力至上，对于那些追求思想乐趣的异类，总统也只会将他们统一流放到海岛上，去求仁得仁的过上自由却艰苦的日子。

　　有人在被流放前心生悔意，流泪恳求总统收回命令，而总统则事后对秘书说了这么一番话：

　　「别人还以为要割他的喉咙了呢。不过，他如果有一点点脑子就会明白，atv，这种处罚其实是一种奖赏。他要被送到某个小岛上去，那就意味着他要被送到一个可以遇见世界上最有趣的男男女女的地方去，那些人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遇到。那些人都是因为某种原因而特别有个性，他们跟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对正统思想感到不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总而言之，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几乎要妒忌了。」

　　和赫胥黎的设想不同，真实世界的乐观在于，它终究尚未发展出试管培植的技术和政权，环境固然足以塑造人的秉性，却也同样受到人的干扰，巴甫洛夫的经典实验，也从未真正在人类这个物种身上获得成功。

　　至少，在功利主义的鼎盛威势之下，理想主义还是不算跌入泥土，从阿兰·德波顿到尤瓦尔·赫拉利，从大大小小的「TED」到形形色色的「MOOC」，从回归工匠的造物推崇到方兴未艾的精神消费，仍有市场容纳这些「无用之物」。

　　最为意外的，是「豆瓣时间」这款内容产品的出世，北岛带着16名诗人和译者，分了102节课时，在线上向用户解说诗歌的「美和力量」，订阅用户7天破万，销售额逾130万人民币。

　　这大概也是最近20年来，诗歌在中国的交易市场上可以估到的最高价格，可以在北京四环内买上一个厕所了。

　　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所谓的「小布尔乔亚」也被视为脆弱而矫情的阶层，吟诗作赋这般风情，更是位居无病呻吟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