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的步伐日渐加快。据2016年9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资企业光是在2016年就宣布成立了9个新的海外研发中心，资本支出总额估计超2.24亿美元。这其中既包括制药和生物科技公司，也包括华为等信息通信领域的高科技企业。在世界经济普遍放缓的今天，中国公司在高附加值领域“走出去”的步伐，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鹤立鸡群，而且和发达国家也可以相提并论。

以华为公司为例：目前，华为在国外已经建立了16个研究所，分布在美、英、德、法、俄等国家。早在1999年，它就已经在俄罗斯设立了数学研究所，吸引顶尖的俄罗斯数学家来参与华为的基础性研发。进入21世纪后，华为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吸引人才的力度进一步增大：设置在德国慕尼黑的研究所目前已拥有将近400名专家，开奖，研发团队本地化率近80%。在2016年，华为在这方面新交出的“成绩单”包括5月份新设立迪拜研究中心（满足中东和北非地区业务的需要），以及6月份在法国新设立的数学研究中心。后者是华为继俄罗斯研究所之后，在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又一重要举措。通过与当地研究机构的紧密合作，可以挖掘法国的基础数学资源，为华为在5G等领域的基础算法研究进一步打下扎实的基础。

图1：华为数学研究中心于2016年6月落户法国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反向”的趋势，即欧美许多跨国公司都加大了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力度。2016年9月20日，物流设施提供商普洛斯公司宣布：其产业园品牌“环普”首入北京，并在其中引入宝马北京研发项目，其研发中心面积将由原来的4000平米猛增到4万平方米。这一新项目象征着宝马集团在中国的长期布局，也意味着普洛斯集团把越来越大的重心放在“研发类产业园”上面：日渐蓬勃的研发需求，为相应的产业园设施开发带来巨大机遇。

图2：宝马中国研究中心在北京的新址奠基

加大中国研发投入的不仅仅是一两家跨国公司。阅览这几年欧美巨头在华设置研究机构的纪录，可以看到西门子、大众、阿尔斯通、阿斯利康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名字。2016年9月，西门子宣布成立其中国研究院的苏州分院。这是西门子在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数字化领域的研发机构，将深耕工业互联网安全、智能机器人等领域，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紧密相联。迄今为止，西门子在中国拥有超过20个研发中心和超过4500名研发人员/研发工程师，不断加强本地化力度。

　　“一方面是中国公司走出国门，大刀阔斧作全球研发布局；另一方面是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日渐加大。两相对照，对我们有何启示？”

?首先，研发全球化是市场资源和人才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华为欧洲研究所为例：通过把研究机构靠近德国电信、法国电信、沃达丰等运营商客户，可以充分了解其需求并开展联合创新，从而打造真正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同时，也可以充分配置当地的人才资源，利用欧洲的研发人才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跨国企业在中国加大本土研发力度也是同样道理：这些公司受到中国的巨大市场吸引，认为有必要研发针对本地市场特点的产品，因此他们逐渐改变了只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的观念。我国的市场体量，在一些领域会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中国本土企业在智能制造方面的升级换代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人断言：真正的工业4.0会首先在中国（而不是德国）实现。这势必吸引全世界相关技术厂商在中国这篇热土展开激烈角逐。另一方面，这些公司也发现中国本土的技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其研发团队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研发中心建设以及配套“研发产业园”之类的设施，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我们仍需要从“供给侧”来反省中国的人才培养，不可沾沾自喜。

尤其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我国与传统强国的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且非短期能够弥补。例如，在历届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美国、法国和俄罗斯/前苏联国籍雄踞前三席（如图3所示），直播，而中国国籍尚未有获奖者。奖项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是这些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深厚积累和良好机制。以法国为例，它目前有近4000名数学专业研究人员，是世界上数学家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还拥有巴黎高等科学研究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一大批顶尖的研究基地，源源不断地产出尖端人才和研究成果。就连美国的优秀数学家，往往都会选修法语来阅读其原始文献。这也是华为等公司在欧洲相关地区设置研究所，和当地科学家展开合作的原因之一。

　　图3: 历届菲尔兹奖得主中，排名前列的国籍

图4：巴黎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是法国数学研究的重镇之一